1【要旨】

　　網貸類非法集資案件的“非法性”判斷,應當以國家金融管理法律法規(guī)作為依據。國家金融管理法律規(guī)定具有體系性、禁止性等特征,不僅包括商業(yè)銀行法等專門法律法規(guī),也可以包括合同法等非專門法律法規(guī)中的相關規(guī)定。

2【指控與證明犯罪】

　　審查起訴階段。檢察機關對以下證據進行重點審查:一是證明王某非法占有目的的證據。王某系李某等人臨時糾集,未參與李某等人偽造擔保財產的行為,事后獲利較少。同時,李某等人提供的擔保財產部分為真實,前期借款項目亦歸還本息,故在案證據僅能證明王某編造虛假項目集資,難以證明王某與李某等人進行詐騙通謀。二是證明王某借款數額的證據。該案犯罪行為涉及面廣,且有眾多投資人遭受財產損失,為此,需要進一步完善網絡借貸平臺的后臺數據、資金存管數據等電子證據,調取相關借款合同和部分投資人證言,對王某借款和投資人損失的數額進行核實。經審查,王某在沒有真實借款需求和用途的情況下,伙同他人編造虛假的借款事由,利用網絡借貸平臺向社會不特定人群發(fā)布虛假借款消息,承諾到期還本付息,其行為符合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構成要件,對王某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提起公訴。

　　法庭調查階段。公訴人在法庭訊問時,著重固定王某虛構公司財務狀況和借款用途,通過網絡借貸平臺向社會公眾借款的事實。王某認可其成立“空殼”公司、虛構借款項目,但辯稱其不明知利用網絡借貸平臺向多人借款。隨后,公訴人出示了三組證據:第一組是王某與李某等人商議借款的證據。第二組是王某向平臺提交虛假資料的證據。第三組是王某通過平臺向多人募集資金的證據。其中,公訴人重點出示王某與甲公司簽訂的《互聯網金融平臺借款服務合同》、偽造的公司資料等客觀性證據,并向法庭說明借款合同上有王某的簽字和指紋,其指紋恰好按在“互聯網平臺”的文字上,王某看到該份證據后即不再進行辯解。

　　法庭辯論階段。辯護人的辯護意見是:王某沒有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主觀故意,只是將公司手續(xù)借給他人以獲取好處費;王某沒有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行為,其銀行卡和密碼等由他人控制,借款合同上的回報率并非王某確定,其不是真實的借款使用人。針對上述辯護意見,公訴人主要從以下方面進行答辯:一是王某明知其名下的公司系“空殼”公司,仍伙同他人發(fā)布虛構借款項目,違反國家金融管理法律法規(guī),屬于“非法”行為。二是王某明知網絡借貸平臺的運作模式,仍與上百名借款人簽訂借款合同,承諾還本付息,最終造成投資人巨額經濟損失,屬于“吸收公眾存款”行為。三是王某伙同他人實施非法集資行為,借款去向不影響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認定。

　　判決結果。2018年2月11日,法院判決認為,王某伙同他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擾亂金融秩序,其行為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零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6萬元。王某不服判決,提出上訴。2018年6月25日,二審法院作出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3【典型意義】

　　網貸類非法集資案件,是指行為人利用網絡借貸平臺實施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集資詐騙等犯罪的案件。近年來,一些不法分子打著互聯網金融創(chuàng)新的幌子,利用網絡借貸平臺進行非法集資,使非法集資犯罪呈現從“線下”向“線上”蔓延的趨勢,極易引發(fā)系統(tǒng)性金融風險。根據集資主體的不同,可以將網貸類非法集資案件分為兩類:一是網絡借貸平臺控制人實施的非法集資活動。有的平臺控制人規(guī)避資金存管的相關要求,將出借人的資金歸集于不同賬戶,形成所謂的“資金池”,進而實施“期限錯配”“借新還舊”等操作。有的平臺控制人突破中介地位,通過各種形式向社會公眾募集資金,將資金用于自身企業(yè)的發(fā)展或投資其他項目,即所謂的“自融”行為。二是借款人實施的非法集資活動。隨著國家對互聯網金融領域監(jiān)管的日趨嚴格,網絡借貸平臺需要到金融監(jiān)管部門備案登記,在網上公示相關信息,還需要取得相應的電信業(yè)務許可,采取傳統(tǒng)犯罪手段的難度逐漸增大,行為人從直接設立、控制網絡借貸平臺進行非法集資,轉而以借款人的面目出現,通過勾結平臺的風控人員,提供虛假借款項目和擔保等方式,利用他人運營的網絡借貸平臺募集資金。

　　根據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guī)定,非法集資案件需要具備四個要件,即非法性、公開性、利誘性和社會性,除了“非法性”要件——違反國家金融管理法律規(guī)定屬于規(guī)范判斷之外,其他要件均屬于事實判斷。2019年“兩高一部”《關于辦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進一步明確了“非法性”的判斷標準,即應以國家金融管理法律法規(guī)作為依據,對于法律法規(guī)僅作原則性規(guī)定的,可以根據法律規(guī)定的精神并參考相關部門規(guī)章或規(guī)范性文件予以認定。實踐中,網絡借貸平臺控制人實施非法集資活動的“非法性”較為容易判斷,由于網絡借貸平臺不具備完善的風控、審貸機制,如果其能夠控制借款的用途,一旦發(fā)生流動性危機,極易造成眾多投資者的財產損失。為此,商業(yè)銀行法第11條規(guī)定:“未經國務院銀行業(yè)監(jiān)督管理機構批準,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從事吸收公眾存款等商業(yè)銀行業(yè)務?！?015年中國人民銀行等部門《關于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fā)展的指導意見》(下稱《指導意見》)和2016年銀監(jiān)會等部門《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業(yè)務活動管理暫行辦法》相繼對上述規(guī)定進行細化,明確了網絡借貸平臺的禁止行為,包括不得為自身或變相為自身融資,不得直接或間接接受、歸集出借人的資金等。而且,《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業(yè)務活動管理暫行辦法》(下稱《辦法》)第1條即規(guī)定:為規(guī)范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業(yè)務活動,保護出借人、借款人、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及相關當事人合法權益,促進網絡借貸行業(yè)健康發(fā)展,更好滿足中小微企業(yè)和個人投融資需求,根據《指導意見》提出的總體要求和監(jiān)管原則,依據民法通則、公司法、合同法等法律法規(guī),制定本辦法。網絡借貸平臺應當嚴格遵守國家金融管理法律法規(guī),依照法律規(guī)定的業(yè)務范圍開展業(yè)務,如果違反了上述禁止性規(guī)定,其行為即具有“非法性”。

　　對于借款人實施的非法集資活動,同樣需要在國家金融管理法律中找到相應的禁止性規(guī)定,以此作為“非法性”判斷的依據。通常認為,國家金融管理法律包含三個層面的內容:“并非單指具體法律而是法律體系;違反的是融資管理法律規(guī)定而非其他;只有明確禁止才有違法性?！笔聦嵣?金融管理既包括國家對于各類金融機構和金融活動的管理,也包括對于金融市場中的各類融資活動的管理,國家金融管理法律法規(guī)不僅包括商業(yè)銀行法等專門法律法規(guī),而且包括合同法等非專門法律法規(guī)的相關規(guī)定。P2P網絡借貸本系個人利用中介機構的網絡平臺,將自己的資金出借給資金短缺者的商業(yè)模式,網絡借貸平臺具有信息中介的性質,其功能在于撮合個體和個體之間通過互聯網平臺實現的直接借貸,由借款人與不特定出借人簽訂借款合同。在網絡借貸平臺上發(fā)生的直接借貸行為屬于民間借貸范疇,受合同法、民法通則等法律法規(guī)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相關司法解釋規(guī)范。根據合同法第199條規(guī)定:“訂立借款合同,借款人應當按照貸款人的要求提供與借款有關的業(yè)務活動和財務狀況的真實情況。”根據上述法律規(guī)定的精神,2016年銀監(jiān)會等部門《辦法》對借款人的禁止行為以負面清單的方式進行了規(guī)定,包括“通過故意變換身份、虛構融資項目、夸大融資項目收益前景等形式的欺詐借款”,“同時通過多個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或者通過變換項目名稱、對項目內容進行非實質性變更等方式,就同一融資項目進行重復融資”等。該案中,王某以借款人名義在網絡借貸平臺上虛構公司經營情況,發(fā)布虛假借款項目,顯然違反了合同法等法律的相關規(guī)定,應當認定為具有“非法性”。

　　作者：杜邈 新聞來源：正義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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