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實踐認定及沒收犯罪工具比較混亂，主要表現(xiàn)在： （1）財物歸屬；

案例一：被告人駕駛從租車公司租來的一輛價值 40 萬元的越野車，盜竊3萬元的財物。車輛是否是犯罪工具，是否應當予以沒收？ （2）財物系供犯罪所用理解不一；

案例二，被告人平時用自己的私家車拉客，偶然一次開車販賣毒品，車輛是否是犯罪工具，是否應當予以沒收？（3）沒收犯罪工具是否違背罪刑相適應原則。

案例三，使用其本人的一輛價值 20 萬元的汽車，盜走3萬元的鉆石。車輛是否是犯罪工具，是否應當予以沒收？ 涉案的財物是不是犯罪工具，要不要沒收，從四個方面進行綜合判斷

（一）考察犯罪工具是否為實施實行行為而準備。

一般情況下，只有為犯罪實行行為的實施而準備的工具才是犯罪工具，如為實施搶奪等行為而提前準備的用于裝運贓物的汽車就可以認定為犯罪工具。同時要求行為人在實施實行行為過程中實際使用了這一工具。即雖然提前準備但并未在實行行為中使用的工具不能被認定為犯罪工具。

犯罪工具有侵害性和非侵害性之別。侵害性犯罪工具是指一開始就對社會安定具有侵害性的犯罪工具，而非侵害性犯罪工具是指某工具在社會生活中不具有侵害性，只有當行為人使用該工具實施犯罪才可能危害社會，從而可能被認定為犯罪工具。例如，張三以實施傷害犯罪準備了砍刀和車輛，若他在犯罪預備階段主動放棄犯罪，因砍刀危及社會不特定公眾的人身安全以及社會安定，一般情況下應當沒收，但其車輛以往只是作為交通工具被使用，并未對此盜竊行為起到實質(zhì)性作用，所以不應被認定為犯罪工具。

（二）考察犯罪工具與犯罪行為的聯(lián)系是否緊密。

在認定犯罪工具時，要考慮該工具與犯罪行為之間的聯(lián)系是否緊密，換句話說，即該工具是否主要且直接用于犯罪。某財物與犯罪行為是否具有足夠或密切聯(lián)系，可從幾個方面進行考察：（1）該財物對整個犯罪過程的重要程度，與實行行為和危害結(jié)果的聯(lián)系密切程度，整個犯罪過程能否在缺乏該工具的情況下順利實施完畢；（2）該財物在犯罪中使用的時間和空間范圍；（3）該財物在犯罪過程中是否反復使用，反復使用之財物當然列入犯罪工具沒收范圍，若是偶然使用之財物則不必然成為犯罪工具；（4）該財物的取得或者存在的目的是否就是為了實施犯罪；（5）行為人是否有意使用該財物。

（三）考察沒收犯罪工具是否損害第三人的合法權(quán)益。

我國刑法第 64 條規(guī)定了只能沒收犯罪人的本人財物，實踐中應注重考察作為犯罪工具的財物是否存在其他共有人或有抵押權(quán)等其他權(quán)利負擔，避免將行為人長期合法占有之財物作為本人財物予以沒收。在沒收犯罪工具時，要確定作為犯罪工具的財物上有無第三人的合法權(quán)利。若第三人的財物雖被用于犯罪，但第三人對這一犯罪事實并無過錯，這種情況下不應沒收第三人的財物。

（四）考察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和犯罪工具價值是否相適應。

沒收的犯罪工具價值也應與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大小及犯罪人因犯罪所得的財物數(shù)量相當，其中需要更加注意犯罪工具與犯罪危害結(jié)果間的比例關(guān)系。例如，駕駛200萬的豪車，盜竊10萬的鉆石。詐騙56萬，沒收1.48億，有悖離罪責刑相適應原則。

根據(jù)上面的四點判斷規(guī)則，案例一中車輛系被告人租用他人的財物，非被告人本人財物，不屬于犯罪工具。案例二該轎車只是被告人臨時為犯罪所用，而非專門或主要用于實施犯罪為由改判不予沒收；案例三中明顯罪刑不相適應，是犯罪工具，但不予沒收。

總之，在作出沒收犯罪工具的判決時，應以犯罪的社會危害性為基礎，充分考察犯罪工具的價值和犯罪造成的危害結(jié)果間的比例關(guān)系，根據(jù)罪責刑相適應原則來決定是否沒收犯罪工具。